为活跃学术氛围，加强学术交流，5月17日，由历史文化学院和社会科学处联合举办的第793期社科大讲坛在长清湖校区崇德楼114教室开讲。本次社科大讲坛特别邀请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华侨华人研究中心委员陈奉林教授担任主讲人，做题为“东方外交史研究的十年历程回顾与前瞻”的学术报告。报告由山东师范大学亚太研究中心主任、历史文化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孙立祥教授主持，由山东师范大学亚太研究中心副主任、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杨蕾担任评议人，青年教师刘昌鑫博士与学院百余名学生聆听此次讲座。

讲座伊始，陈奉林首先说明东方外交史的主要框架是政治外交史，其围绕的主线为反帝反殖反霸。但时至今日，我们需重新构建外交史，并在此基础上介绍了东方外交史学科的背景。接下来，陈奉林将讲座内容大体分为四个部分。在第一部分中，陈奉林讲述了“对构建东方外交史学科重大理论问题的探讨”的基本内容。陈奉林首先带领同学们回顾了过去东方外交史研究的体系，即苏联历史教科书编纂模式的革命史体系、以现代化为主线构建世界近现代史的现代化体系、全球史体系与文明史体系。他指出当前的几种体系的存在具备其合理性，但我们不能忽视其本身的不全面性。基于此，建立包括各民族、各国家、各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的东方外交史体系，突破政治外交史的狭隘，就更加是当前研究工作的重要部分。其次，陈奉林讲述了关于东方外交史主线的问题。陈奉林指出，东方外交史主线贯穿交流的整个过程，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交流对于人类社会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强调人类交流从低级到高级、野蛮到文明、分散到聚合，地区到世界的进步发展，提出研究历史要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抓住历史发展的主线。随后，陈奉林讲解了东方外交史的五大编写原则，即地域原则、整体原则、发展原则、联系原则、综合原则，并在此总体了解五大原则的基础上详细论述了各原则的提出背景及意义作用，进一步强调了坚持这些原则才能对历史有更深层次认识。最后，陈奉林向同学们介绍东方外交史的理论分析模式。陈奉林认为学习历史不是单纯记载历史，讲故事，对待历史要认真的分析考察。陈奉林一方面强调理论的重要性，提出要适当的吸收外国学者的理论体系，做到互通中西。同时，陈奉林也强调要从世界格局出发全方位的研究历史。在第二部分中，陈奉林主要讲述了学者为构建东方外交史知识体系所作的努力。首先，在学者们的不懈努力下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学术领域——东方外交史学科，而这就更加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在此基础上，陈奉林简单介绍了关于东方外交史上下的讨论及第一届东方外交史研讨会相关情况，并向同学们介绍了有关书籍。其次，学者们挖掘，整理和利用本土材料资源，深入分析前人研究成果，从而推动外交史的发展，最终确立了中国的视角和史观。陈奉林指出，这不仅是世界史发展学科的需要，也是国家崛起发展的需要。而这些努力极大地拓展了外交史的内容，增强了横向史的联系，从而能够实现整体研究，进一步实现历史与现实，理论与现实的结合。接下来，陈奉林教授总结了东方外交史的特点：一是可读性强，提取和发现历史上有重大影响和意义的事件。借此，陈奉林呼吁同学在历史面临的重大挑战下，积极参与重要问题的讨论。二是多方面学科的渗透。陈奉林指出，研究东方外交史目的现实而明确，即打破西方学者对于东方世界的误解，重新审视历史，打破西方史学独霸史坛的局面。在第三部分中，陈奉林分析了东方外交史研究中的重点和难点。一是关于东方外交史的宏观研究，即提出重大的问题和研究。而这就要求我们将分散的国别史、外交史，整合成一个整体，从而体现历史观的进步。二是东方外交史的微观研究，即细致的梳理和考证。同时，陈奉林提醒同学们微观研究不是钻牛角尖，而是历史研究的深化与细化，用“上穷碧落下黄泉”的精神发掘更详细的材料。三是国别外交史的比较研究。陈奉林认为只有通过比较，才会发现各国在历史发展中的定位。在最后一部分中，陈奉林对讲座进行总结，指出东方外交史存在的问题与展望。陈奉林提出，西亚和南亚地区外交史研究仍存在着空白，东方外交史研究也存在着不平衡。由此，陈奉林期望东方外交史能够有血有肉，有筋有骨，从而构建以大国外交为重点，以与周边国家外交为基础的新型外交。讲座点评环节，杨蕾以陈奉林讲授内容为基础，表达自己对于此次讲座的心得与收获，并对陈奉林教授的相关问题进行总结。

此次讲座的成功举办，推进了我院学术研究的深入开展，引发同学们对于历史问题的深入思考，极大地提高了同学们历史研究的兴趣，启发同学们用不同的眼光和方法看待历史，认识历史，使历史研究迸发新的活力，为我院人才培养做出重要贡献。

陈奉林，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东北亚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北京大学华侨华人研究中心委员；中国日本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朝鲜史学会常务理事。主要从事日本史、东亚史、东方外交史研究，出版著作10余部，发表重要学术论文7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