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4日，文学院于长清湖校区综合教学楼C区224教室举办“‘杂’之于鲁迅：鲁迅晚期写作论——以《故事新编》为中心”讲座。本次讲座特邀中国传媒大学文法学部中文系教授，硕士生导师刘春勇担任主讲人，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顾广梅担任主持人。文学院2017级百余名同学到场聆听，共享学术饕餮盛宴。

讲座内容共分为四部分，即为何要“杂”，《故事新编》之“杂”、“杂”与叙事文本、《故事新编》之“杂”与时代之关系及其价值。讲座伊始，刘春勇对这四个话题做了简要概述，并通过论及鲁迅的精神源流与他对呼唤生命的复杂性与强悍力的热望，使同学们对“革命家”意义上的鲁迅有了新的认识。刘春勇提出，与鲁迅的“杂”相对的是“纯”，即高度规范化，鲁迅的“杂”不仅是写作上的“杂”，更是突出规范之外，“将溢出规范的东西呼唤回来”的“杂”。在这一铺垫下，刘春勇结合课件对为何要“杂”的问题进行了进一步阐述。鲁迅在1925与1935年的《华盖集》题记与徐懋庸《打杂集》序言中提出，文章应言之有物，提倡写作的实用性；同时他批判文学的殿堂化、制度化，反对“艺术之宫”。而又因为五四代际问题的凸显以及与现代评论派“正人君子”的论战，鲁迅放弃了自己开辟的新文学道路，回应顾炎武的朴学传统，以杂文为依托呼唤生命力的回归。随后，刘春勇对《故事新编》之“杂”进行了详细解释。他认为，《故事新编》实际是鲁迅用小说写成的杂文，因为八篇文章之中有许多超出小说因素的东西，即“杂声”。刘春勇以马原的《虚构》与达里奥的《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死亡》为例，讲述了“杂声”写作的技巧，同时提出这种“杂声”叙事与世界三大表演体系之布莱希特体系的间离效果有着相似之处。为增进同学们的理解，刘春勇又结合叙事文本对“杂”进行了进一步阐释，他提出《故事新编》实际上是一种“说书人场”的前现代叙事。与“知识人场”的现代叙事不同，鲁迅的叙事保留了“杂声”，即容纳了平凡与日常的世俗，这也是鲁迅所谓“油滑”的实质。在讲座结束之际，提到《故事新编》之“杂”与时代之关系及其价值时，刘春勇讲述了当年鲁迅与左联高层的不合，鲁迅晚期提倡“留白”，秉持‘有余裕’的文学观。最后，在与同学们的交流互动中，刘春勇对“杜甫与鲁迅的关系”“ 用文言文形式转述尼采的话是个人创作还是翻译与复制”等问题作出了耐心解答。同学们纷纷表示受益匪浅，讲座在同学们的热烈掌声中圆满落幕。

本次讲座不仅增进了同学们对鲁迅晚期写作的理解，拓展了同学们关于鲁迅研究的学术视野，而且为文学院学子搭建了一个与专家学者交流沟通的平台，体现了文学院对培养学生专业学术能力的重视，对于文学院学术型人才的培养具有重要意义。